需要制定、修订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立即制定、修订。

这些年，裁量研究方兴未艾，成绩斐然。在德国《行政法院法》第113条第2款、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197条均承认变更金额的判决，但其大致适用于羁束或裁量收缩至零的情形，属于撤销判决的一种。

而功能主义的程序性行政裁量论在构筑行政自制机制的同时，亦呼吁法院以过程性审查为主要司法审查方法。郭兵文指出，行政裁量论的深入和精细研究特别需要学者们保持本土关怀，从中国行政实践的现实出发来建构一套本土化的行政裁量理论体系，并提出加强行政裁量论本土化反思的期望。李国秀诉山东省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2864号行政裁定书，2016年9月30日。本书关注行政的法适用过程，着眼于法律规范和具有法律意义的实体要素，聚焦于行政机关作出判断所需要的考虑事项。至于第四章可以说是前述三章内容的一个演练，其实可有可无。

这并不是主张将主观目的从滥用职权中剥离，而是主张更宽泛的理解。对于防止危险的行政，本书已有指摘（第237页）：当事人的请求或陈情只是为行政机关的预见提供一种可能、一个线索而已。通过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功能主义解释，可以规范和指引我国国家职权配置与机构改革中的众多问题。

[30]这些机构具有成员的独立性和决策程序、管辖范围上的特定性，[31]被称为没有顶头上司的第四分支, [32]其职权混合了立法、行政、司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美国独立规制机构是美国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就保证了常委会的日常事务有组织机构来承担。

[90]许崇德，见前注[47]，第215页。[11]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提出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

摘要:  对权力分立或混合的形式主义理解，无法解释和规范我国国家权力的配置。[71]Hesse, Grundzüge des Verfassung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20 Aufl, S.211. [72]Konrad Hesse, Grundzüge des Verfassung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20 Aufl, S.211f. [73]例如：法官不能是议会或者政府的成员，因为这会妨碍其独立性。这种解读会削弱民主集中制作为我国国家机构原则的规范地位。《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内容也继续要求必须实行正确的集中。

六、代结语：中国国家机构释义学的展开 习近平同志指出：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17]参见姜峰、毕竞悦编译：《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在宪法批准中的辩论(1787-1788)》，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8页以下。在这个原则下，各国家机关按照本身的不同情况，在贯彻执行时又可以有方式上的不同和区别。[78]然而，全国人大有近3000名代表，经常或者长期开会不可能，而常委会组成的人数较少，易于集会，便于深入讨论问题。

(一)行政诉讼的制度逻辑 1982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但对法院审判职能的范围并无规定，也没有关于行政审判职权的规定。[95]虽然1954年《宪法》50条也规定了总理领导国务院的工作，主持国务院会议，但只是表明集体领导要有一个头来主持。

[62]关于分权学说的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的比较，See John F.Manning, Separation of Powers as Ordinary Interpretation, Harvard Law Review , Vol.124, 2011, p.1939. [63]阿克曼，见前注[34]，第7页。[107]这是从功能主义出发，在人员安排方面因应职权职权需要调整组织结构，保证人大常委会监督权的正确行使。

而法律解释制度的未来发展，也应该按照功能适当原则进行设计。近期否定议行合一的观点，参见杨景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的是议行合一，还是议行分开？，《中国人大制度理论研究》2017年5月总第1期。国务院常务会议的优势在于其削减了总理的控制幅度，从而有利于实现总理对国务院的更有效的领导。[29]在分权学说中，这种三分法几乎是先验性的。林彦：基本法律修改权失范及原因探析，《法学》2002年第7期，第22-27页。西方分权学说声称，分权与否是区分自由政体和非自由政体的标准。

[65]Jeremy Waldron, Separation of Powers in Thought and Practice?, Boston College Law Review , Vol.54, 2013, pp.433, 434-435. [66]N.W.Barber, Prelude to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Cambridge Law Journal, Vol.60, 2001, p.59. [67]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 v.Schor, 478 U.S.848(1986). [68]BVerfGE 68, 1, 87. [69]BVerfGE 68, 1, 86. [70]例如，议会由人民选出来的议员组成，适合协调各种利益制定抽象规范，而不适合完成行政的细节性任务。[18]麦迪逊之所以反对绝对化地理解三权分立，是因为他认识到：分权是在弱化国家的能力，而一个虚弱的国家是无力保卫自由的。

[57]在笔者看来，三句话中都用到了更好地更有效率的表达，都是在表达国家权力行使要有效能这样一个核心思想。从一律到原则，修改了从建国开始延续三十多年的表述，无疑是国家机构规范上的重大变化。

在分析行政复议机关的司法化构造、全国人大常委的专职化、司法体制改革中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各种措施(省级一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的记录和通报、法官的身份保障)[122]等问题时，也可以从因应职权需要调整组织结构的原理出发，认识到为了实现某项功能，应当调整承担该功能的机构组织方式、活动方式、人员构成、程序设置，等等。既然不是议行合一，也不搞三权分立，那到底应怎样理解我国宪法下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我国《宪法》3条规定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国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

[102]那么，这一权力配置调整的考量因素是什么？对此，立法者的说明是：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对于贯彻执行宪法和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的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原则，对于维护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改进和提高行政工作，都有重要的积极的意义。[88]其间起决定性作用的，也是功能性考量：建国以来的实践证明，设立国家主席对健全国家体制是必要的，也比较符合我国各族人民的习惯和愿望。传统宪法理论曾长期将议行合一作为我国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但在现行《宪法》颁行之后，基于宪法事实上进行了权力分工等理由，学者们对议行合一原则提出质疑，认为‘议行不宜合一, [2]或不应再将议行合一作为我国国家权力配置的原则。1.个案监督 上世纪八十年代，地方人大开始探索对法院具体案件审理的监督，积累了不少案例，并形成了若干规范性文件。

[7]但是，现有宪法学理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阐述，是否足以概括和解释我国宪法中的权力架构，并为实践中的机构设置、权力配置等问题提供规范性指引？[8] 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我国宪法中配置国家权力的相关规范进行梳理，发掘其中隐含的深刻原理，重新诠释我国政权组织和权力配置的原则。[54]刘松山，见前注[45]，第77页。

[52]肖蔚云：新宪法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发展，《法学研究》1983年第1期，第7页。[77]参见韩大元、刘松山：宪法文本中‘基本法律的实证分析，《法学》2003年第4期，第3-15页

例如，欧盟在2002年成立了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职责的专门机构——欧盟食品安全局，该机构在制度层面将作为科学事业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作为政治事业的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相分离。为了满足上述目标和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在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过程中通过行使裁量权来进行行政裁量。

[21] 【英】安东尼·奥格斯：管制与侵权法之间的关系：目标与战略，载【荷】威廉·范博姆、【奥】迈因霍尔德·卢卡斯、【瑞士】克丽斯塔·基斯林主编：《侵权法与管制法》，徐静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422页。食品风险评估通过科学过程获得了较为确定的结果，为行政机关最终做出决定提供事实基础，从而为行政决定提供正当性和合理性。[62] 例如有学者提到有一些违法的转基因食物已进入多地多个品种的儿童食品之中，比如惠氏S—26爱儿素婴儿配方豆粉、伊利胡萝卜营养米粉、含有转基因水稻Bt63成分的米饭等，这些都未经过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传统的法律理论认为，法律必须追求一定的确定性。

通过科学方法，风险评估机关既可以按照性质将转基因食品风险区分为不同类型的风险，如毒性、致敏性、抗药性等，也可以按照风险等级将风险分为紧迫的危险（即不安全）、具有较高程度安全风险、仅对部分人群具有安全风险（致敏性）以及无风险。被认为有营养特性或毒性的特定组成部分。

[45]首先，行政机关需要寻找相应的法律规范，并确定和解释法律规范适用的要件，进一步将已经确定的事实带入法律，即用法律涵摄事实。但是风险评估活动较为特殊，需要由专家依据科学原则和方法进行评估活动并保持透明性，在复杂性上要远远高于传统的事实查明活动。

[30]在基本原则上，转基因食品风险评估需要遵循即实质等同原则、个案分析原则和逐步完善原则。例如欧盟食品安全局依据其内部指引《关于协助食品安全管理局的科学工作的科学委员会、科学小组和外部专家的成员的选择决定》确定科学委员会、科学小组和外部专家的遴选标准和程序，约束裁量。